联系电话：0755-81155186；（传真：83660324）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大家都乐意使用并喜欢持有它，那么这就意味着该货币将要升值，否则就意味着这种货币将要贬值，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真理。----管理大师安岗的观点
人民币汇率需要缓慢而稳定的升值
《第六代管理方法》发明人安岗（酷脑俺）著
当全球面临通货紧缩压力之时，世界再次聚焦人民币——分分猜测人民币汇率将要升值？如果人民币真的需要升值，将如何升、怎样升才能对老百姓及政府都有利？
自2002年以来，海外刮起了一股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狂风。先是日本财相在七国财长会议上提出类似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那样的文件，要求人民币升值；随后美国政府一些官员也明确表示人民币应该升值。由于美元走低，欧洲和东亚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冲击，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对于当前海内外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和强烈预期，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人民币是否被低估了呢？衡量货币汇率是否合理主要有哪些标准吗？
反对人民币升值、希望人民币稳定的声音
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金融深化论的创始人。他在60年代作为韩国政府顾问，曾成功地指导了韩国的金融改革）认为：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危险的坏建议，近年来中国出口的猛增已经引起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的不满，抱怨中国产品太便宜了。在中国的贸易顺差急速增长的同时，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直稳定在8.3左右。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建议现在应该允许人民币升值。我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坏建议。
在汇率是否应该升值方面，日本是前车之鉴。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日本钢材、汽车、机械和半导体的出口快速增长，出现巨额的贸易顺差，这使得欧洲和美国的工业界深感不安，并由此产生了不少贸易争端。美国的财政部长们和权威人士常常威吓日本让日元升值。日本一方面正式同意“自愿”限制这类产品出口，另一方面默许通过日元升值来解决这些争端。结果从1971年1美元兑360日元上升到今天的116日元左右(85年为250，96年达到87)。理论上，在开放的经济中，经常性账户顺差由一国净储蓄倾向而非汇率决定；汇率最终决定国内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事实也正是如此，日元的大幅升值不但没有消除日本的贸易顺差，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日元的坚挺还对日本衰退中的经济强加了通货紧缩压力，并迫使其名义利率趋于0。日本也因此掉入我们常说的"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趋于无效。[日本的经济问题，从表象上看根源是日圆升值，本人认为主要原因是日圆升值太快带来的负面影响。日圆升值必然带来出口产品价格下降，产品成本比重上升，如果货币升值太快，必然销售价格低于产生成本，由于企业没有正利润，自然问题咄咄]。
中国今天已经介于通货紧缩的边缘。虽然2003年消费价格指数有望出现0.1%的上扬，但人民币的任何升值都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之中。在国内价格会继续下降和人民币会继续升值的市场预期下，中国会掉入和日本相同的陷阱中，到那时面对通货紧缩，货币政策将束手无策。
在决定一个既定的汇率体制是否可以维持的过程中，预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维持一美元兑8.3人民币的汇率中已经经历了许多忧虑的日子。为了维护东亚地区的整体利益，中国顶住了压力和许多不良的外国建议，在1997-98年东南亚危机中没有让人民币贬值。现在，在长达8年的汇率稳定之后，中国政府应该把一美元兑8.3人民币视为平衡汇率，未来不会因金融事件的涨落而变化。尤其重要的是，不要谈论要使其可变化。随着外汇管制的放松，在这一中心汇率上下有一定波动是可以的；但市场应该明白中心汇率本身不在讨论之列。
中国的私人投资者、企业和金融机构拥有可观的海外美元流动资产。这一美元悬置额估计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20%。这些资产比负债的流动性要强的多。因此，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升值暗示，就可能导致抛售美元和人民币的大幅升值。结果将是国内通货紧缩，接近于0的利率流动陷阱。该如何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呢？中国政府不仅要稳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而且要给市场一个可信的承诺--不会改变该汇率（作者认为：日元的升值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政府控制不利，致使货币升值的速度太快）。
谭雅玲（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我个人一直坚持人民币应保持稳定的观点，因为现在外围经济形势太动荡。究竟美元就这样一路贬下去，还是会走强，没有一个定数，毕竟美国经济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这时候动汇率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格局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无论其经济实力、政策的运用空间还是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都远远高于我们，在他们的经济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中的时候，我们动汇率只会带来被动和负面效应。这方面泰国、阿根廷、巴西是前车之鉴，他们都是由于动汇率造成货币大幅度波动，引发金融市场投资信心的不稳定，导致外资大量外流，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和动荡，泰国甚至同时出现货币和银行危机。
我们周边东南亚国家的汇率都是盯住美元的，按理说美元贬值这些国家货币也应该贬值，因为他们资本项目下是完全开放的。相反，由于韩国和泰国股市投资旺盛带动了本国货币的升值。现在韩国和泰国已经感觉到汇率升值的压力了，泰国已经开始干预汇率。它们插手干预汇率市场以消除汇率升值负面影响的做法值得我们关注。日本去年经过货币贬值后已经意识到汇率的变动对其经济大国形象和利益是一种伤害。
汇率问题对贸易比较敏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更应该有长远的应对措施。我们的贸易缺乏长远的战略意识，应对眼前的东西特别多。如贸易结构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了，还有就是数量超过质量，以量取胜，缺乏产品竞争优势。长远的战略考虑需要改革有一个突破口，有一个选择问题，不能老从短线角度考虑问题。我个人感觉，美国人能就眼前看未来，所以政策驾驭非常灵活，他的主导力和影响性也都在上升。我们的基础虽然不是很好，但我们应该学习美国的长远战略意识，这样人民币汇率机制和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就比较自如。
现在经济问题的综合连带性太大了，从一个市场一个角度去看问题或者去预期一种走向已经困难了，而经济全球化大大地强化了这种复杂性。货币的汇率机制不是单个层面的汇率升降和汇率市场状况。它的关联面很多，与银行支撑和保障作用，还有整个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保障能力都是紧密相连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只是一个方面，但整个金融体制的稳定和金融政策的驾驭能力，对汇率稳定是一个有力的支撑。
举个例子，美元的强势地位是有其经济基础的。第一，它的GDP占全球的30%；第二，美国的银行体系稳健。即使美国经济目前处于衰退阶段，但美国银行的盈利水平一直是往上走的，全球1000家大银行美国占了200多家，500强跨国公司占了1/2。美元的强势是经济实力和银行效率使然。
大家谈汇率不能脱离银行层面和金融体制层面。对于我国来讲，原来金融是自成体系的。加入WTO后逐渐在开放，而这个开放的外部环境不是特别好，即大家通常所说的"动荡性太大，不确定性太大，不明朗性太大。"这给金融改革潜在的风险压力非常大。因为有这种不确定性，你就很难预期到它会发生什么，像9.11事件、倒萨战争等等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层面是很难预料的。
人民币汇率问题应该把金融体系的稳定、银行业的稳健、整个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完善和健全都考虑进去，不能单从货币价值的高低去评估汇率机制和汇率水平合适与否。实际上，金融体系的健全完善对汇率的影响是最大的，还有银行效率的保障，银行机制的健全、银行风险的减小。我国现在金融最缺乏的是效率的问题，银行在这方面更突出一些。还有像不良资产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影响金融改革的重要问题。日本的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始终到不了位，究其原因在于银行呆坏帐对整个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的牵制非常明显。所以，人民币汇率问题不能忽视金融体制中相对较弱一环--银行。
汇率制度的改革应该是一个长远的目标，改革的时机选择非常重要。这既要看国内的经济基础，如外汇储备情况和国际收支状况；更要看国际环境，国际环境相对比较稳定对汇率制度改革所带来的风险比较小。目前我们面对的国际环境不好，我认为汇率制度不动为宜。现在整个市场投机性太大了，投机性太大正反映了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投资的方向不明确，短线投机性热钱在市场上流动性非常大。比如说油价、金价、汇率、股市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在做短线，导致市场价格短期波动比较大，反过来价格波动对经济复苏和稳定是不利的。这是一种恶性的环节交织在一块儿。
另外，国家汇率要改变的话要看国内的基础发展状况，相关配套的东西。如财政政策的匹配问题，经济市场的改革问题等。其中财政政策是最重要的。从美国经济发展来看，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支持面是非常大的，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财政出现赢余，强势货币政策应运而生。去年美国财政又是巨额赤字，这使强势美元受到的阻力和质疑也非常大。俄罗斯、巴西、日本都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匹配导致了危机出现或经济下降。
此外，还有贸易逆差问题、利率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信心和心理问题。现在经济现象用传统的金融理论似乎已经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了。你看欧洲央行降息，降息之后应该是打压汇率提升股市，结果正好相反--汇市猛涨，股市猛跌。美联储的降息也难逃这样的命运。可见，人们对信心和心理的依托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支撑。
早在2001年底，钟伟就已公开提出“应该警惕针对人民币的第二次阴谋”。他说，“我没有看到升值的必要，我只看到了贬值的压力。”2002年，中国外汇储备超过3000亿美元。但钟伟认为，此信号传达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是虚增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强制结售汇制度的产物。1995年之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分为政府、企业和民间三块。而在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后，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账户上限的外汇，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结算周转头寸上限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央行通过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发行的方式全部吃进，本应并存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块“蓄水池”的储备，基本都注入到了官方储备。
另一方面，在贸易顺差的表象下，中国的贸易收支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2002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约为300亿美元，但服务贸易和收益转移的逆差却达100亿美元，结果经常项目的顺差仍然不过在200亿美元的水平；2002年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大约为500亿美元，但金融账户却有高达250亿美元的逆差，结果资本项目的顺差不过在250亿美元。这还完全没有考虑中国外债统计口径和资本外逃等方面的问题。
目前的日本舆论显然夸大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先看钢铁。２００２年，中国的钢铁业面临的现实形势是，为了应对美国“２０１条款”和外部倾销不得不对进口产品加征“反倾销特别关税”。这显然意味着，中国钢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与日本在７０年代初期相比尚相差甚远。再看汽车。虽然２００２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３６％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才不过３１０万辆左右，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１１００万量，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六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５４００万辆，中国产量所占比重不过５．７４％。中国汽车在出口中所占比重更是微乎其微，在世界汽车贸易中中国几乎是单纯的买方。事实是，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别说１９８５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连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也尚未实现。日本根据什么说，应当形成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新的“广场协议”呢？
事实上，日本正在受惠于中日间的贸易发展。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字，２００２年日本对中国贸易顺差高达２．７５万亿日元。日本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意图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仅仅是针对中国目前家电等产业的出口态势而发的。其真正目的是企图阻止中国提高自己重要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努力，例如钢铁业和汽车业。人民币升值，日本在钢铁业高端产品上的竞争力就将增强，中国钢铁工业升级的进程就将严重受阻。目前中国正在扩张的轿车生产能力中，日资背景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人民币升值，靠进口部件组装的日本轿车就将获得极大竞争力，而我国提高汽车国产化率水平的进程就将举步维艰。我们已经注意到，目前全世界的石油加工能力超过４０亿吨，而全世界的石油产量只有３３亿吨。在国际油价暴涨的形势下，已经注定要有一大批石油石化行业的下游生产能力要面临“出局”的命运。在亚太地区聚积的１０亿多吨石油加工能力中，中国占２．２６亿吨，日本占２．３９亿吨。事关孰生孰死。日本在这个时候急迫地要对人民币施以“广场协议”，其真正用心何在，不是显而易见了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戴尔——
人民币汇率升值有6大危害：1，人民币在资本帐户下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也就是说决定汇率的机制不是市场,改变没有意义；2，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3，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4，给中国的外贸出口造成极大的伤害；5，人民币汇率升值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增大就业压力；6，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作者注：这就要产生一个问题，当资本性项目可以自由兑换发生时，如果有十万亿美元突然要求投资中国，按8.3的汇率我们能承受吗？回答是肯定的，不能。由此人民币必然在短时间内大幅升值，日本的历史将在中国重演。本人可以肯定的说：“只有在资本性项目可以自由兑换时，人民币的兑换必须是市场认可的汇率，也只有这样日本的历史才不会在中国重演”）。
希望人民币升值的声音
余永定（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代会长）：我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坚定支持者。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一直坚定地支持人民币不贬值政策。对于日本财长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讲话我是不能同意的。但是，我也不认为人民币汇率应该永远盯住美元而不能有所变化。我们在决定自己的汇率政策时不应受其政治化观点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当前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但没有外国人说的那么多（有外电报道人民币被低估20%—30%）。我想强调一点，人民币汇率是否升值在当前还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升值或不升值，天都不会塌下来。比人民币汇率变动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汇率制度问题。
人民币的升值会强化投资者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短期投机性"热钱"的流入可能明显增加，从而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如何通过资本管制和其他方式抑制投机性短期资本的流入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尤其在控制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问题上，我们不能忘记资本管制这个武器。
目前，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一旦扩大人民币兑美元的浮动范围，人民币将会升值。但是，由于所允许的升值幅度有限，中国的进出口将不会受到很大影响。
经验证明，中国进出口对汇率变动的弹性不大。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主要贸易对象国市场中的出口份额就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由于我国出口中以来料加工为主，人民币汇率适度升值不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与此同时，适度升值还可以促进外贸出口企业的优胜劣汰、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推动企业进行结构性调整、提高出口利润率。此外，还会对减轻央行对冲操作压力等方面带来积极影响。
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实属迫不得已。作为一种固定汇率制度，盯住美元有利有弊。譬如，在90年代凡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无不是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反之，凡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都未发生货币危机。
根据公认的经济理论，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之中，只能取其二。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中国已经选择了逐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迟早得放弃固定汇率，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而自由浮动。
现在的问题不是人民币是否应该与美元脱钩，而是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脱钩。我认为，目前可能是人民币开始同美元脱钩的较好时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资本外逃严重，一旦让人民币贬值，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就有可能失控、一泻千里，从而使中国陷入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中国的出口承受了巨大压力。当时经济学家的广泛共识是：人民币应该与美元脱钩（实际上是不再承担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而脱钩的最佳时机是人民币没有贬值压力、市场不再预期人民币将会贬值的时候。
目前，人民币坚挺、资本外逃基本停止、市场预期人民币升值而不是贬值。在此情况下，人民币开始改变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将不会对中国的货币稳定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我们应当抓紧时机，使人民币开始同美元脱钩，一味等待更好的时机可能会使我们丧失时机。
从操作的层面来说，最安全的办法是先让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浮动范围有所扩大。例如，以1美元兑换8.27人民币为中心，允许上浮或下浮1个百分点或至多不超过3个百分点。这样做至少有三个作用：
首先，向外界发出信号：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的，中国正在努力解决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其次，向企业和金融机构发出信号：今后外汇风险将会增加，企业和金融机构应当做好相应准备，加强风险的防范。同时，中国应逐步建立外汇远期市场，为企业和金融机构规避汇率风险提供必要的金融工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如果在若干年之后，中国的国际收支发生不利变化，人民币需要贬值时，由于已恢复了有管理的浮动，企业和金融机构具备了较强的应变能力，人民币汇率可以随时调整，大幅下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将大大减少。
随着经验的增加，我们可以使浮动幅度进一步扩大，如使浮动幅度围绕中心值上下浮动10%-15%。我认为，在目前汇率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浮动区间是一种慎重的办法。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杨帆称，人民币中期升值趋势自1994年即已确立，之所以目前还没有升值，是因为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收购多余外汇所致。据估算，我国主管部门平均每月要动用人民币买进大约50亿美元，才能维持目前的汇率。杨帆认为，人民币内在的升值压力源于三个方面：国内储蓄大大超过投资，资本过剩；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剩；因优惠政策，外资每年以500亿美元的速度大量涌入。
首先，中国对于出口的依存度没有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那样强。日本历来执行的是“贸易兴国”政策，出口对其经济的影响在50%以上。中国虽然从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出口的迅猛增长，GDP对于外贸的依存度由80年代的0.7%上升到7%，但远低于当时日本的水平。
其次，人民币的升值对于中国吸引外资应该是个好消息。20世纪90年代，美国实行的强势美元政策，这虽然对美国的出口起了负面影响，但由于资本投入会在美国赚到客观存在的汇差，于是，大量资本开始涌入美国，支持了经济高速增长。何帆认为，一旦人民币升值，上述现象一定会出现在中国。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2002年底，当人们沉浸在中国经济继续在世界上“一枝独秀”的自豪感中时，日本和美国的官员先后对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发起攻击。在他们眼中，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并要求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机制正处在微妙的变化之中。
2002年12月初，盐川财相在一次日本国会会议上，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指出人民币的币值目前被严重低估，公开要求中国政府提高人民币汇率。同时他表示，日本将在G7(西方7国)会议上，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一项议题，要求其他国家通过类似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那样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
这一期间，美国新闻媒体也援引美国一些专家有关“中国正在输出通货紧缩”的观点，要求人民币升值。泰国央行行长蒂耶通近来也屡次指出，中国是导致亚洲其他地区陷入通货紧缩的一个原因。再早些时候，2002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曾呼吁中国考虑采用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
面对连续10年的经济困境，日本的历届政府已经施展出了浑身解数，“零利率”刺激国内消费，支持日元贬值促进出口等措施都收效甚微，但最让日本政府感到满意的是日元贬值。它使得日本的经常贸易顺差的巨幅增加，成为日本经济中为数不多的亮点。问题是日元继续贬值的空间已经很小，因此，日本现在能采用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其他国家货币的升值来达到日元的相对贬值。
另一方面，日本从战后百废待兴的状态摇身变成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大国，都得力于进入美国市场的方便。专家指出，虽然美国对日本有庞大的贸易逆差，但两国的贸易关系还是双向发展的。不过，日本财务省截止到2002年10月的数据显示，过去10个月日美之间这种传统的贸易互动已经结束。不但日本的整体贸易盈余收缩，中国输日的货物数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了9%，达到6.31万亿日元，而美国输日货物只有6.04万亿日元。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为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提供了“口实”。而2002年前11个月中国外汇储备又增加了624亿美元，总额创纪录地达到了2746亿美元。
６月１９日，“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 for a sound Dollar）在美国开会，讨论是否提请美国政府动用“３０１条款”来迫使人民币升值；欧盟委员会上个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欧盟１５国决定，将于今年１０月率先上调中国在“普遍优惠制”（GSP）下享有的出口商品优惠关税，即由目前的3.5%提高到５％，而２００４年上半年，将正式取消给予中国的“普惠制”(“普惠制”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包括某些初级产品）的一种普遍的、非歧视的、非互惠的关税优惠制度。目前，全球有２８个国家给予中国“普惠制”待遇，其中，欧盟１５国超过总数量的一半)。
今年５月，在Ｇ８财长会议上，美国财长斯诺首次提出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进入６月，他更多次在公开场合“敦促”中国政府改变人民币汇率制度，并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健全美元联盟”称，中国经济近几年来一直以每年８％的速度增长，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到３％，欧盟和其他一些国家则更低。该联盟指称中国政府“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入美元，人为地维持人民币低汇率”；这种做法再不制止，“将对全球贸易伙伴造成极大打击”。
专家分析，该联盟提出通过“３０１条款”促使人民币升值，主要因为美国出口商无法忍耐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所致。美元贬值本应有助于美国制造商在全球贸易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并减缓美国贸易逆差的增长。但是，由于中国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基本固定了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关系，以至形成了美元与人民币“同升同贬”的态势。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处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２年美国贸易逆差达到了４０００多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三年成为美国最大逆差国。
由于美国“３０１条款”本身的含混性，不排除美国政府将其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的可能。迄今，美国政府运用“３０１条款”总共发起了１２１起调查，其中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案例１６起。但按照“３０１条款”，美国政府可以对一切“不公正（不利于美国的）贸易行为进行制裁”。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何帆研究员也指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一直奉行“ＬＩＮＫ”（关联谈判）原则，也就是将一种贸易问题扩大化。比如，将知识产权问题和农产品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贸易谈判。因此，在目前持续巨额贸易赤字的背景下，美国极有可能将贸易问题和人民币汇率制度联系起来，向中国讨价还价。
２００４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布什政府为了获得制造业团体众多选票的支持，加之其一贯的“鹰派政策”，如果“健全美元联盟”做出决定，要求政府动用“３０１条款”对付中国，很有可能会得到美国政府的响应。
一旦美国动用了“３０１条款”对人民币汇率施压，将会是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十分不好的开端——以汇率制度为借口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同时，还可能引发“羊群效应”，使日本、欧盟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一拥而上，采取类似措施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施加影响，逼迫人民币升值。
在国际社会普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压力下，国际金融市场也提高了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很多分析认为，中国会在近期将人民币汇率温和上扬２％～２．５％。
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最终目的，是打击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尽管“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产品，但中国产品的一个致命弱点是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占的市场份额，主要依靠中国产品价格的低廉。
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升值是必然趋势，但在没有形成中国的特有品牌前，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宜进行大幅调整；即使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也应该按照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汇率进行控制，否则，就会像日本和德国那样，将自己大好的经济前景毁于一旦。
中国急需的是重新证明自己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不是“盯住汇率制”。过于僵硬、政治化的汇率制度，会给国家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从１９９４年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由于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中国政府出面担保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这一政策保护了亚洲国家的货币没有因恶性贸易竞争而发生进一步恶性贬值，这无疑为亚洲、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此后中国的汇率一直在政策的作用下异常稳定，这也成为现在国际社会攻击中国的口实。
因此，现在必须向外界证明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需要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货币政策的制订与执行者的地位，为它代表中国对外谈判增加主动权。
而且，“升值预期要比升值本身更重要”。升值本身并不可怕，升值无非是调整价格；但升值的预期要比升值本身可怕。中国要调整的应当是人民币汇率制度，而不是汇率本身；汇率制度调整的目的在于使它更加灵活，为原来的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正名。另外，还要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此次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与美国对华反倾销政策一起，构成了布什政府对华经贸政策调整的新内容
自去年时任美国财长奥尼尔发表对人民币汇价的意见以来，现任财长斯诺也终于公开提出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近日美国“健全美元联盟”又提出欲通过“301条款”促使人民币升值，可谓是官民联合、齐心协力向人民币汇率问题发难。这场由日本挑起、美国担纲主演的人民币汇率之争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
目前的人民币汇率之争本质上仍然是贸易问题之争。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2002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由2001年的690亿美元上升到700亿美元；对欧盟贸易逆差由2001年的612亿美元上升到821亿美元；对墨西哥贸易逆差由2001年的300亿美元上升到372亿美元。
迫使人民币升值，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正在由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扩散。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此次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
面对美日欧等国越来越为强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表现出了十分冷静的处理策略，正如《华尔街日报》评论指出的那样，“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自有主张”。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经济安全是中国政府处理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惟一标准，但不管如何，此次人民币汇率之争还是带给了我们以下启示：
一、中国必须加快出口市场多元化步伐。出口多元化口号我们已经喊了很多年，但时至今日，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存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不断扩大，2002年中国对美出口依存度由1993年的3.12%跃升到5.65%，是十年来的最高值，这是美国动辄对中国发动经济摩擦的资本所在。
因此，中国要想真正做到出口市场多元化，必须采取加快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步伐。在东亚自由贸易区问题上，中国完全可以暂时撇开日本，与韩国先行一步，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这样既可以加快中韩两国贸易发展，又可以迫使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有所调整。
二、中国应对美经济摩擦不能仅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应另辟蹊径。以目前的中美贸易发展而言，美国在其中显然占据优势，如果中国仅对美国的部分商品采取反倾销应对美国的对华反倾销，最终中国难以达到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在美国对华服务贸易方面加强监督与调查，对某些美国的对华服务贸易倾销行为采取反倾销立案指控。这样就可以达到以美国内服务贸易部门制衡商品制造贸易部门的目的，使中美贸易纠纷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三、辩证看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当然不利，这会削弱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但反过来看，国际社会共同关注中国的人民币币值问题，恰恰说明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为未来人民币走向真正的国际货币创造了条件，从这个角度看，促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当然，根据保罗·克鲁格曼的“永恒的三角形”理论，一个国家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与资本的自由流动性三个要素中，只能选择其中两个。而根据中国入世协议，中国终究将会从“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的金融模式向“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的金融模式转变，因此实现这一转变时机的选择与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变得十分重要。
日元汇率升值变化分析
日本认为，中国经济具有3大优势：廉价劳动力、高技术水平和廉价的货币。这些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同时兼有的，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可能干涉的，只有最后一点——人民币汇率。
日元汇率的变动加剧了亚洲经济增长的上下波动。总的来说，亚洲经济景气在日元升值期(1986—1988、1991—1995、1999—2000)趋于上升，在日元贬值期(1989—1990、1996—1998)趋于下降，迄今这样的模式已延续了15年。同时，许多亚洲国家在日元升值期经历了泡沫经济的膨胀、在日元贬值期经历了泡沫经济的崩溃。日元的升值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１９７１年２月从１美元对３６０日元升值为３０６日元（固定汇率），第二阶段为１９７３年２月到１９８５年９月逐步升值为１美元兑２４０－２５０日元（浮动汇率），第三个阶段为１９８５年“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１美元对９０－１４０日元。
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经济振兴以及“国际贸易立国”是怎样实现的？是在长达２０余年的锁定日元低汇率的背景下实现的。１９４９年，为控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改革当时存在的多重汇率，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帮助下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锁定为１：３６０。正是这个固定汇率的实施，使日本产业获得了重返国际市场的机会。以此为开端，日本国民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从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５０年的１２．３％迅速提高为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０年的２３．４％。进入６０年代后，日本的出口产业更是迅速发展，出口贸易急剧增长。６０年代前期日本出口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１７．９％，后期为１５．１％，几乎为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的两倍。日元的这个低币值的固定汇率一直实行到１９７３年２月。在这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在１９５１至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至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０年四个区间内，日本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分别达到８．２％、８．７％、９．７％和１２．２％。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日元在１９７１年２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由于受惠于长达２０余年的１美元兑３６０日元的固定汇率，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为提高。１９６１至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０年，日本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１７．９％和１５．１％。１９７１年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５６％、７０％和６８％。１９７０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与１９６０年相比增长了１０倍以上，并成长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迫于当时美国的“新经济政策”，日本才于１９７１年１２月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从１３６０调整为１３０６。
从７０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自己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高开放度化”的进程，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了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１９７５年，日本跃居汽车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出口量达２６８万辆。１９８０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车和从美国进口汽车的数量分别是３９４．７万辆和１．０５万辆，呈现出极为悬殊的比例。１９８１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汽车出口仍达６０５万辆；同年排世界汽车出口第二位的联邦德国仅出口２１５万辆，而一向号称汽车大国的美国当年仅出口了６９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采取了“口惠实不至”的对外贸易政策以给本国产业发展争取更大的时间余地。１９８０年５月，日美双方达成鼓励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的协议。但这个软弱的协议对企业几乎没有形成什么约束力，日本汽车厂家也没有多少到美国投资设厂的积极性。１９８１年以后，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特别是日本的汽车产品大举占领美国市场，使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年复一年的拖延终于让美国人失去了耐心。１９８５年９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和原联邦德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秘密会议，就美元高估及美国巨幅经常收支赤字问题，协商采取联合行动，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这就是“广场协议”产生的由来。此后，日元升值进入了第三阶段。
自《广场协议》生效后，先是传播效应使美元比价下降，随后形成市场认同感，各国在外汇市场上主动协调干预，抛出美元，买入本国货币或日元、德国马克等。这进一步诱导美元下跌。至1996年的十年间，日元与美元的兑换比例由1985年的250:1上升到87:1，升值近3倍。只是当美国认为若美元再继续下跌，将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美国也难免于难，这才主动出面干预使美元回升。而众所周知，此后的1997年就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且随后演变成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在日元急剧升值后，日本便实行超低利率以试图抵消日元升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从1987年2月到1989年5月，2.5%的超低利率实行了两年零三个月。这直接为“泡沫经济”埋下了伏笔。超低利率下，日本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设备投资热潮，企业全力增加战略性投资，而停止由于日元升值而难以为继的产品，或者转移到低工资的国家生产……从而导致了国内经济过热，泡沫空前膨胀。
另外，这时在亚洲之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可谓春风得意，他们大多走出了经济衰退。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一家英国杂志甚至以“感谢日本”为刊首语，指出世界经济之所以能摆脱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经济危机正是受惠于日本经济的强劲增势。
因此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元的狂飙，在如今看来，对日本甚至整个亚洲来说是多么的不幸，90年代伊始的“泡沫经济”的破灭为20世纪最后10年的日本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到如今，13年过去了，日本经济颓势依然，再难振昔日雄风，其根本就源于此。如今的日本人还在品尝着这一苦果，谁也说不清何时是了。更为不幸的是，这层阴影一直消散不去，最终演化为一场深重的金融危机。更由于日本经济在亚洲的绝对地位，致使亚洲金融危机“走向”全球，而演变成为一场世界性金融危机……而统统这些，不能不说均与《广场协议》直接相关。
对上面的这些观点，本人不敢苟同。鄙人认为，日元升值是应该的，错误的是升值的方法。由于日元升值太快（就向一个普通的人乘做火箭升空一样，如果不进行充分的准备，将有99.9%的人在升空过程中要出问题），致使大量出口企业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面积亏损，而出口企业又是日本经济的支柱产业，所以出现上面的问题也是自然。
人民币汇率缓慢稳定升值利大于弊
中国目前实施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主要通过政府的政治承诺和货币支持来保证汇率，实际上是与美元完全“挂钩”，过度强调了管理而浮动体现微弱。这无形中使中国的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对于汇率的敏感度大大降低。因此，随着人民币在国际上作用的增强，中国政府应该首先对于目前的汇率制度进行改革，即汇率制度的“非政治化”--强调市场对汇率的决定作用。
根据高盛(亚洲)经济研究部人士的预期，按目前市场远期合约溢价反映，人民币有七八成机会升值约1%。由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商务部都已开始着手紧急研究对策。
来自央行的消息说，那些信用良好的中国企业，不久可望用自己的外汇收入购买国外债券。这有利于改变外汇市场供大于求而央行不得不被迫买进的局面，从而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央行这项正在拟议的规定有望于今后几个月出台，香港金管局（ＨＫＭＡ）将充当这项业务的清算机构。按照现行规定，中国企业的外汇收入绝大部分需向央行兑换成人民币，以提高外汇储备和国内货币供给。
新计划还会放宽对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成员企业的海外投资限制。该结算公司拥有１２００位机构会员，其中大部分是非金融机构。这项业务所涉及的金额可能达５００亿～８００亿美元。
商务部的一位人士也透露，商务部政策研究室正在对调整中国进出口结构进行论证；中国很可能改变实行多年的以出口为主的外贸政策，加大对进口的扶植力度。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中国目前外汇储备达３１６０亿美元，是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外汇储备国。尽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在国际清算银行年会上表示，人民币汇率将保持稳定。但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一直关注中国货币制度改革的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胡祖六认为，倡导人民币汇率重估和维持现状不变的人，实际上还在呼吁延续人民币与美元实际挂钩的汇率制度，这两种方式不但对解决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无济于事，还会在中长期对中国经济造成伤害。
他认为，中国目前更明智，也是更可行的一个选项是“制度改革”，就是以名副其实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取代现行的固定的汇率制度。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一直稳定于8.28∶1的水平。有专家认为，中国的汇率制度，仅仅是名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是固定汇率制。
自2002年2月美元从最高点贬值以来，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纷纷要求中国对人民币币值进行重估，其中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的呼声最大。这些“重估派”认为，中国通过人为地将人民币维持在弱势水平上，从而增强其出口竞争力，使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日益加大，并引起世界其他国家出现通货紧缩。
“运用全球汇率均衡模型，高盛公司测试的结果是，人民币的低估幅度只有15%左右。”他说，人民币被严重低估是言过其实，但在国内，央行说人民币是“合适”的汇率水平，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能成立。“去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740亿美元，2003年一季度又增加了300亿，到今年一季度储备已达到3160亿美元。抛开汇率模型不谈，仅从外汇储备的增长看，显然，人民币被轻微低估了。中国的央行在大量购买外汇，使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保持在1∶8.27左右。如果汇率自由浮动的话，那人民币肯定已经升值了。
有关中国应当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讨论由来已久，其中被认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资本项目的开放问题。中国的经常项目已经放开，但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灵活的汇率制度，会不会导致外汇需求没有真实反映出来？例如一家企业想到海外投资，但是由于外汇管制，这种需求在市场中体现不出来，这样形成的汇率价格能成为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浮动汇率吗？
对此，作者认为：人民币搞浮动汇率同放开资本项目他们之间没有本质与必然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把人民币汇率放开了，依然可以对资本项目实行必要的管制，这两者并不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由人民银行来决定汇率，而不是由金融交易来决定汇率，这是完全可以的。
假设一直不放开汇率，无论国内企业到海外投资，还是QFII进中国市场，都没有汇率风险，只有道德风险，他们没有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如果等到资本项目完全放开后再放开汇率，那是很恐怖的（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要让每一个进口企业、出口企业，每一个银行都知道，不只有利率风险，还有汇率风险。这样有利于他们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既然目前人民币被低估，一旦放开汇率制度，人民币就可能有一定的升值，那对外资、外贸乃至A股市场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外资到中国来，看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包括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股市的发展、上市公司治理的改善等等，并非价值被低估的货币；汇率绝对不是重要因素。
谁在掏钱维持号称“全球老大”的美国政府的日常运转？想当然的回答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广大纳税人。这个回答并不全对。因为当前的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巨大，光靠纳税人的贡献还不够开销，因而不得不大量举债。而最大的债主是谁？是日本和中国。中国3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很大一部分买的是美国政府公债。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强大的帝国的最大债主之一。这个事实本身显示了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去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和日本。靠经济实力说话的人民币自然而然也就获得了更大国际事务话语权，这是好事。
正如1994年以前人为高估人民币币值的政策被迫放弃一样，人为低估人民币币值也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在汇率的问题上，政策干预，虽能一时起作用，但最终还是市场说了算。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经济高增长，同时推动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进程，那么，人民币升值，成为区域乃至世界货币将为时不远。而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在不远的将来突然停步；中国的货币当局也一再表示，人民币将走向完全可自由兑换。实际上，人民币的上升之旅已经开始，起点就是1994年1月1日的大幅贬值。这一年，人民币官方汇率向市场汇率并拢，由上一年的1美元兑5.80元人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8.70元人民币，贬值幅度为33%。从那时起到去年末，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的情况是，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1999年以前为德国马克）和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升值分别为18.5%、39.4%和62.9%。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的结果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
虽然如此，但在当前，试图诱导人民币大幅升值，不具备现实条件。人民币现时仍不可以自由兑换，其汇率形成机制离真正的市场化还有不小的距离。而早在今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就明确表示，将致力于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如有必要和可能，会考虑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范围。不久前公布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一季度报告也强调，无意更改现行的汇率政策。因此，不能让人民币汇率会来一场突变，但人民币的上升之旅将会以温和的方式继续下去。本人建议这样进行：
首先政府要明确，中国的汇率政策机制是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由汇率管理部门每年初确定今年的基准汇率中心值，许可外汇市场以此为中心进行上下波动，幅度为3%，如果在年内有一半的交易日成交在上涨3%的位置，那么来年的基准汇率中心值就上调3%、反之孑然。
如果汇率每年都上涨3%，需要24年人民币汇率才将翻一番。日本汇率十年的涨幅的路程我们要走35年到50年才能完成，这样就大大减少汇率变化对经济的不利影响。相反的由于汇率每年只上涨3%，对进口企业而言，成本每年将下降3%，利润空间放大有利于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对出口企业而言，由于成本每年增加3%，将逼使企业淘汰落后产品、增大产品附加值高的商品出口，有利于企业树立品牌战略。对大量的工业原料产生企业而言，由于我国初级产品价格偏高，致使小煤窑等五小企业厉禁不止，其根源就在于有利可涂。如果原料价格每年下降3%，只需要3年到5年，这些五小企业由于工艺落后、成本高自然就会被淘汰。
如果真要进行外汇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我在这里就“抛砖引玉”吧！
安岗2003年8月14日于深圳联系电话：0755-81155186；（传真：83660324）